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效應（英語：placebo effect，來自拉丁文「placebo」解「我將安慰」），又名偽藥效應、假藥效應、代設劑效應，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癥狀得到舒緩的現象。安慰劑效應於1955年由畢闕博士（Henry K. Beecher）提出。

與之相對應的是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即病人不相信治療有效，可能會令病情惡化。這是由於接受藥物的人對於藥物的效力抱有負面態度，因而抵銷了安慰劑效應，出現了反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效應並不是由所服用的藥物引起的，而是基於病人心理上對康復的期望。部分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類生理反應，但也有研究認為這是醫學實驗設計所產生的錯覺，科學對此暫無定論。

發現

1955年，畢闕博士（Henry K. Beecher）首次提出安慰劑效應，亦理解為「非特定效應」（non-specific effe cts）或受試者期望效應（subject-expectancy effect）。 有報告紀錄，大約四分之一服用安慰劑的病人，表示有關痛症得到舒緩。這些痛症的舒緩，不單是靠病人報稱，而是可以利用客觀的方法檢測得到。這個痛症改善的現象，並沒有出現於非接受安慰劑的病人身上。

實驗

由於發現了這個效應，美國政府管制機關規定新葯必須通過臨床的安慰劑對照測試，方能獲得認可。

研究發現模擬手術亦會出現相似的現象，因此有部分外科手術技術必須進行安慰劑對照研究。美國曾公布了一項有關抗抑鬱葯的整合分析，發現服用安慰劑的群組中出現自殺或企圖自殺的情況下降了30%。

安慰劑與痛楚

嚴謹的研究發現，安慰劑可以舒緩痛症，而安慰劑對於舒緩早前已出現的痛楚比由實驗誘發的痛楚更為有效。但是醫生迪倫·伊文斯於2004年提出質疑，指出安慰劑效應是透過抑壓身體急性反應而出現，不是以急性反應為主導的醫學癥狀不會出現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與抑鬱

2002年，Andrew F. Leuchter以定量腦電圖技術研究安慰劑效應，發現出現安慰劑效應的抑鬱症病人，大腦血液的流動會出現變化，而對抗抑鬱葯有反應的病人，亦有同樣的腦部功能變化。

對於安慰劑如何產生作用，有以下兩個假設：病人期望效應（Subject-expectancy effect）及條件反射。

病人期望帶來效應

病人期望效應引導病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報告病情得到改善，因此導致安慰劑效應的出現。Asbjørn Hróbjartsson 於文章中質疑「大部分病人有禮貌地傾向為迎合實驗人員而報告病情得到改善，即使他們並不感到改善。」主觀的偏見亦可能使病人潛意識相信病情因為得到關注及照料而改善。

條件反射帶來效應

古典制約是一種關聯學習模式，使受訓者在特定情況下作出特定的反應。著名的例子是巴甫洛夫的狗實驗：於每次給予狗食物之前都發出鈴聲，經多次反覆后，每當鈴聲一響，狗就會自動分泌唾液，原因是狗已經學習到將鈴聲及食物關聯起來。所以，安慰劑使病人產生與有效藥物相似的生物反應，也是安慰劑效應產生的可能原因之一。

醫療應用

醫務人員可利用安慰劑，以激發病人的安慰劑效應。當病人對某種葯堅信不移時，可增強該藥物的治療效果，提高醫療質量。安慰劑效應在藥物使用過程中較為普遍，如心絞痛這樣嚴重的器質性疾病，使用安慰劑也有1/3以上的患者獲得癥狀的改善。許多鎮痛劑都具有明顯的安慰劑效應。

生活應用

在現實生活中安慰劑效應也可應用，例如望梅止渴等現象。

心理諮詢應用

心理醫生說服患者相信治療會使他們身體癥狀好轉，或者提供安慰劑的方式能夠增強其心理效果，安慰劑藥物或醫療過程的效力會大大提高。例如：注射安慰劑比服用安慰劑通常效果要好，因為注射藥物比吞服藥片能產生更大的心理影響。研究發現，以藥片的方式服用安慰劑時，其顏色、大小和形狀都會影響其效果。 

2001年，Asbjørn Hróbjartsson發表研究結果質疑安慰劑效應。他認為與不接受治療的群組比較，不論結果是主觀的或是客觀的，安慰劑都沒有重大的影響力。在試驗中，安慰劑有正面影響，但影響力隨著試驗群組增大而下降，這顯示安慰劑影響可能只是偏見所造成的，因為何安慰劑效應在一些偏重主觀性質的病患（例如頭痛、胃痛、哮喘、敏感、壓力、痛症）中較容易表現出來。

安慰劑研究專家羅莎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慰劑未必能起到真正又持久的療效，而真正意義上的治療卻會被耽誤。

2012年9月10日，英國研究人員做出數學模型，分析免疫系統運轉的成本和收益，從進化角度解釋免疫系統是否受精神控制，可否激活免疫系統。研究人員認為，安慰劑效應可能有助於激活免疫系統，未來安慰劑研究重點在於如何增強患者對治療的信心，而非治療效果。更好地理解安慰劑的作用可能改變醫療人員治療方法，挽救患者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