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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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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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嘉誠

孫嘉誠(1683-1753年),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賜謚文定,山西興縣人,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康乾之際的敢言直諫的名臣。前人評價說,嘉淦初為直臣,其後出將入相,功業赫奕,而學問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實以嘉淦為第一人。孫嘉淦家境貧寒,且耕且讀,於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自此踏入仕途。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受到三朝皇上的賞識與重用。歷任學政、鹽務、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姓名:孫嘉淦別稱:靜軒
字型大小:字錫公所處時代:清朝
民族族群:漢族出生地:興縣城北關
出生日期:1683年去世日期:1753年
主要作品:《春秋義》、《南遊記》、《南華通》主要成就:孫嘉淦於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
成就:孫嘉淦於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職業:清朝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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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物生平/孫嘉誠 編輯

康熙時期

孫嘉誠孫嘉淦
康熙五十二年,孫嘉淦中進士,時年30歲。值得一提的是,孫嘉淦親兄弟三人都是進士。一門三進士的榮耀在興縣至今還被人稱道。但是孫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沒有什麼值得入載史冊的事。

雍正時期

雍正初即位時,命大臣們上疏言事,孫嘉淦上疏陳述了三件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因為雍正帝繼位有許多輿論說他是篡逆奪取的,孫的上疏有「請親骨肉」之語,頗有影射之嫌,故十分惱怒,便將他的疏文出示諸大臣,並說:「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孫的好友大學士朱軾聽后,慢慢地說道:「孫嘉淦確實狂妄,但臣卻佩服他的膽量。」雍正帝沉默半晌即笑著說道:「朕也同樣佩服他的膽量!」故沒有對孫加罪。
此事過後,孫嘉淦名聲鵲起。但隨後,不能釋懷的雍正還是抓了孫嘉淦的一個過失,交刑部議處。刑部的負責人領會上意,說,按律當斬。雍正作為一個明君這時候體現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孫嘉淦加恩免死,說這個人性氣不好,我不待見,但是他出了名的不要錢,念在還有這麼個長處,「著在銀庫行走」。孫嘉淦在國庫臨時打雜的差事結束后,又被委任為河東鹽政。在別人眼裡,這也是個肥差。能得此官,和孫嘉淦不愛財也有莫大關係。

乾隆時期

乾隆繼位后,相中了敢言直諫的孫嘉淦,擢升他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專管監察。孫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給皇帝上了篇絕代諫論《三習一弊疏》。
「三習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這三種習慣形成后,那就會產生喜小人而厭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應該「予除三習,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為是。《三習一弊疏》著眼之高,恰恰適合於做皇帝的人看,抨擊之廣則直指人性的普遍弱點,語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驚奇,但其筆鋒之利讓所針對的人讀來難免汗流浹背,坐卧不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後挺喜歡,表示採納,而且因此又升了孫嘉淦的官,讓他做刑部尚書,並「總理國子監事」。
清廷前期一百多年間的鼎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乾隆在康熙奠定基業的基礎上,成就六十年雄圖偉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孫嘉淦在其執政初年,力主根除「三習一弊」的修心養性法,當使乾隆受益不小,成為眾多的因素之一。

2 主要著作/孫嘉誠 編輯

孫嘉淦一生的主要精力在於從事政治活動,但他又是頗孚眾望的三朝元老,博學多才桃李滿天下的飽學先生。他一生勤學,精研六經,常常靜坐閉目沉思,在他從政的四十多年中,除了每任幹了不少事業外,流傳下來的著作就有百餘萬言。他所注古書不拘泥於前人成說,多有自己的見解。主要有《春秋義》、《南華通》、《詩義折中》、《周易述義》、《司成課程》、《近思錄輯要》、《成均講義》、《詩刪》、《孫文定公文錄二卷》、《孫文定公奏議》以及部分序論碑文,還有散文《南遊記》等。
《春秋義》是孫嘉淦在翰林院時所著,他認為:「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敘也。其餘諸家各抒己見,其大旨皆不謬於聖人,學者得其門而入焉,去褒貶進退之例,遵屬比事之教,聯絡經文,得其肯絮,則一代之事,始終具見,而微文大義不辯而自明矣。」所以,他盡去《春秋》的各種傳注,只錄原文,反覆誦讀,閉目冥想,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寫下了《春秋義》。他認為,《春秋》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是萬世不易之大法。《南華通》是孫嘉淦解釋莊子的一本書。人們通常認為「南華之文天下至奇,來不知所自來,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忽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所指歸」。孫嘉淦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確有原委,又確有次第,增之損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
自古解釋《詩經》者眾多。自小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辯難糾紛,幾如聚訟。孫嘉淦也對《詩經》加以解釋,寫下了《詩義折中》,其所見平實近理,不落窠臼,取前人之所長,折諸聖用。孫嘉淦認為不能簡單把《詩經》當作一般的文藝詞章,《詩經》其實是一部社會生活教科書,是與《春秋》相表裡的聖賢書。《詩義折中》深受乾隆帝讚許,乾隆還為其作序。孫嘉淦不僅精於孔孟儒學和程朱理學,他的散文遊記也頗有成就。《南遊記》是其代表之一。這是孫嘉淦早期母逝守制期間南遊后寫成的一篇遊記。全文長達一萬五千餘言,有對祖國壯麗山川、文物景觀、風土人情的描繪,有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追憶評說,有繁有簡,有收有放,有起有落,氣勢跌宕,語言優美,感人肺腑。孫嘉淦本人亦以此文為其快意作。孫嘉淦還與兄鴻淦、弟揚淦,合編了《興縣誌》十八卷。孫嘉淦從事教育事業時間長,並親自教學,經驗豐富,教育思想比較成熟,所以他關於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論著作,很能切中時弊,較具體地指出問題所在,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和實施意見。《近思錄輯要》一書是孫嘉淦做學政時編輯而成的,他告訴弟子說這是聖學階梯,讓士子好好研讀。他還將自己在太學講學的講義輯成《成均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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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偽稿案疑雲/孫嘉誠 編輯

孫嘉誠孫嘉淦
乾隆十六年前後,在社會上流傳著一份偽托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主要內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過」,對乾隆皇帝本人和他執行的政策及朝廷權貴重臣進行尖銳的抨擊和無情的彈劾,偽稿的確切內容,由於乾隆君臣諱莫如深,銷毀滅跡,至今已不得見。其稿原貌更不可瞻。不過,從大臣相關奏摺,以及牽涉人犯供詞、清實錄等資料當中,我們將散落其間支離破碎的信息粘貼拼接起來,仍可窺測概貌。
偽稿的格式是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嘉淦「孫大人談皇上的本章」,偽稿模仿其有名的「三習一弊疏」,提出對乾隆帝的「五不可解十大過」。具體內容大致有:「皇上南巡」、「孝賢皇后大事剃頭」、「大金川不該用兵」、「張廣泗事情」、「打死老公」、「幾累萬言,指斥乘輿,遍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等。有趣的是,為了讓偽稿顯得更加真實,有好事者在偽稿上還添加了乾隆的「硃批」:「該部知道」,「著孫嘉淦隨駕南巡,有不是禮處,著再具奏」。乾隆皇帝聞奏之後,認為這份偽奏稿假託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語,純系大逆惡徒狂悖之舉。但是,又不想公開追查此種直接把矛頭對準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責言辭,還因偽奏稿在其他處尚未發現,故追查也沒必要全面鋪開,遂責令步兵統領舒赫德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的督撫秘密緝訪。
此時,各省表面似乎很平靜,但在各督撫的部署下正暗地緊鑼密鼓地進行查訪活動。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准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的情形,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
以上兩件事,對乾隆皇帝觸動很大。前者說明,雖然王肇基與偽稿無關,但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後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藉以煽惑眾心,為之註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苟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準泰的處置辦理!
在乾隆皇帝的督貴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後查出偽稿有加註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皇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到該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為最多,而四川本省就捕獲了280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條線索中,有幾條重要線索,乾隆皇帝指令要嚴加追究:一是江西巡撫鄂昌查出的廣饒九南道施延翰之子施亦度傳抄偽稿;二是來往貴州的湖南人龍乾惕曾攜帶偽稿。乾隆皇帝認為,偽稿內稱張廣泗有功,張廣泗乃貴州總督,從龍乾惕身上嚴加根究,追出來歷,亦有可能;三是浙江提督街門書吏包琳供出的,偽稿系從提督衙內傳出;還有江西省城抄報房章錦傳抄偽稿,乾隆帝對這一條線索也極為重視。但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和複雜起來,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辦案人員對此也甚為頭痛,乾隆皇帝也甚是著急。六月二十九日,再命軍機大臣將歷次奏報各案逐一分析查奏,列出已有線索的清單,分別寄發各省,按清單所開各案,迅速查辦。
六月份之後,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據開具的清單;繼續追查。其中有一條線索,成為當時追查的熱點,即年初的時候,江西巡撫鄂昌等查出該省道員施廷翰之子施亦度傳抄偽稿。後來,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繼善帶同承審官赴京與舒赫德、劉統勛同審此案。到七月份,舒赫德等人審訊出施氏偽稿得自江西提塘劉士祿處,劉士祿供出偽稿得自在京城居住的湯賜聯處。派人前去查拿,但並無湯賜聯其人。后劉士祿推翻前供,施亦度也否認偽稿不是得自劉士祿,而是得自其叔施廷皋之子。九月份,乾隆皇帝命舒赫德留心施氏是否與張廣泗關係密切,后查尋施氏與張廣泗並無關涉。此條線索,上下折騰了一番,最終又沒有了結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辦理偽稿不善,再次通飭各督撫,諭稱:查辦偽稿至今已一載有餘,茫如人海揀沙,萬無頭緒,此皆因各督撫等一切委之僱員,惟據詳索供詞,虛文塞責,並未悉心研究,實力查辦,致使線索迷亂,首犯尚悠然事外。乾隆皇帝深知,此案進展緩慢,:與各省督撫互相推諉有很大關係,而承辦人員怕擔當責任,往往將案情向他省引發,致使隔省隔屬,輾轉往複,拖延了時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將他認為追查不力的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西巡撫鄂昌等解任侯旨,並宣稱他省督撫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遷怒於督撫僱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人犯概行寬釋。遭到乾隆皇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後,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皇帝的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的乾隆皇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乾隆皇帝進退兩難的時候,軍機大臣在京審出偽稿的又一重要線索:由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的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據劉時達稱,乾隆十五年七月間,其子劉守朴任浙江金華縣典史時,遣家人王玉淋送寄家信,信內附有孫嘉淦一張;乾隆皇帝認為劉守朴傳遞的偽稿較他案為最早,遂命江浙兩省承辦此案的周承勃、錢度速往金華密訪查辦,又指示兩廣總督阿里袞,將第一緊要之犯劉守朴速押解進京。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之後,乾隆皇帝責成軍機處對其進行審訊。在乾隆皇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根源似乎就要找到,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事情偏不象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樣,又有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經過一年,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心,在乾隆皇帝看來,即使偽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經過這一番清查,對政治止的異己力量及不滿情緒,也起到了不小的震懾威力,故開始考慮如何收場。而擺在他面前的盧、劉二犯,正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皇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覆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以上所謂軍機大臣的複審及奏報,實際上皆為乾隆皇帝授意而為。當月,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思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案也折射出不少乾隆帝個人性格的特色。處死張廣泗以卸己好戰之責,孝賢皇后逝后肆意嚴懲官員,這些政治行為都具有乾隆帝個性政治鮮明特色,都是乾隆帝情緒化處理政事、任由個人政治意志指導施政的結果;從中亦可見乾隆皇帝具有強烈的自尊心和虛榮心、極度自負、不能失敗的心態,更可看出其視官僚為自己的附屬物的君父心理嚴重到何種程度。
偽稿流傳如此廣泛,其作者指責乾隆君臣施政失當,其內容深得人心是一個重要原因。偽稿指責乾隆帝在南巡、孝賢皇后喪事、處死張廣泗等政事上處置不當。剖析這三樁主要政治事件可知,此三者無不是乾隆帝情緒化地處理政事、任由個人政治意志指導施政的結果,皆在官場民間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因此可以認為:乾隆帝的任隨個人政治意志處理某些重大政事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是引發偽稿案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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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故事/孫嘉誠 編輯

孫嘉淦名氣的響亮程度出人意料。呂梁一帶知道孫嘉淦的老百姓挺多,而且關於孫嘉淦有眾多故事流傳。在其故鄉興縣,老輩人講得最多的孫嘉淦故事有四個,其中一個是皇帝過壽,眾臣上賀,孫嘉淦提來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統」。還有就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規定的規格)而建的多,是孫嘉淦為民請命所致。其他兩個都與孫嘉淦「好名」相關。
一個說,皇帝———是哪個皇帝沒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問諸多臣子:天下有幾種人?大家各說不一。而孫嘉淦則言: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兩種人,一種為名,一種為利。
皇帝問:既然這樣,孫愛卿是為名還是為利?孫嘉淦說:為臣不愛錢。言下之意當然是為名了。
另一個說,孫嘉淦告老還鄉,從京城回興縣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輩子不貪不沾,沒有攢下幾個錢,如今榮歸故里,還是一副窮酸模樣遭鄉紳土財恥笑不說了,也給朝廷丟臉啊。思謀良久,計上心來,讓僕人連夜買來十幾口厚重木箱,然後親自動手裝滿了磚頭。第二天,輜重浩蕩啟程回家。沒料到,皇帝得到舉報說,孫嘉淦平常裝清廉,實際也是個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時候金銀財寶帶了好幾騾車。於是,孫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檢查,裝闊的事露餡兒了。此事一經彙報,皇上很是感動,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實銀換下了孫嘉淦箱子里的磚頭,算是重重賞了他一筆。
鄉語村言自然可聽不可信,但是孫嘉淦的確是個個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聲看得甚重,所作所為都非同一般。這是有正史記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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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史稿/孫嘉誠 編輯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嘉淦故家貧,耕且讀。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世宗初即位,命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學士朱軾侍,徐對曰:「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膽。」擢國子監司業。雍正四年,遷祭酒,命在南書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順天府府尹。丁父憂,服未闋,召還京,仍授府尹。進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調刑部侍郎,尋兼署吏部侍郎。嘉淦為祭酒,薦其弟揚淦為國子監丞。教習宋鎬、方從仁等期滿引見,嘉淦言鎬等皆可用;上詰之,又言從仁實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奪職,交刑部治罪,當挾詐欺公律擬斬。上語諸大臣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命免罪,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嘉淦出獄,徑詣庫。果親王允禮時領戶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嘉淦沽名,收銀皆不足。乃蒞視,嘉淦方持衡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詢所收銀,則別置一所,覆之,無絲毫贏絀。事上聞,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東鹽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來京,以侍郎候補。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訓,剴切周詳,仁政固已舉行,臣愚更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生,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盻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足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纔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抑且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慾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捨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厲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亦似於天下無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實。上命嘉淦往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
乾隆三年四月,遷吏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隸總督李衛劾總河朱藻貪劣誤工,命偕尚書訥親往鞫,得實,論如律。十月,授直隸總督。時畿輔酒禁甚嚴,罹法者眾。嘉淦疏言:「前督李衛任內,一年中獲私釀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餘名。臣抵任一月,獲私釀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餘名。此特申報者耳,府、廳、州、縣自結之案,尚復不知凡幾。吏役兵丁已獲而賄縱者,更不知凡幾。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鄉保鄰甲、沿途店肆、負販之屬牽連受累者,又復不知凡幾。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盜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議,求一線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飲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釀為利藪,百姓弱者失業,強者犯令,鹽梟未靖,酒梟復起,天下騷然,殊非政體。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躬蒞其事,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重,何事不為?歉歲之不可禁,乃更甚於豐穰。周禮荒政,舍禁去譏,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無論適以擾民,而實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且能永禁,而於貧民生計,米穀蓋藏,不惟無益,抑且有損。夫作酒以糜谷,此為黃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谷糠,麹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殼、谷糠之屬,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供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若不禁黃酒止禁燒酒,省大麥、高梁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睟稉之精且貴者,臣所謂無益於蓋藏也。百工所為,皆需易之以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泄,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用,
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獲高粱,雖賤價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為必需之物,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而買黃酒之價,則需費七八兩。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蓋藏;糶而不售,則百用皆絀。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此也。小民趨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雖賞不為。利之所在,雖禁彌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詔弛禁。民王宰謀得諸生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嘉淦疏請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執法。民焦韜被誣坐邪教,株連者數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紀懷讓食料豆汁染衣,會村有賊殺人,偵者以為血,誣服。決有日,正定知府陳浩廉得冤狀,嘉淦親鞫,雪懷讓。尋命兼管直隸河工,嘉淦議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請於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使河流漸復故道。
四年正月,復疏請於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引永定河歸故道,自中亭、玉帶達天津歸海。得旨,偕總河顧琮悉心經理。嘉淦復疏言:「天津南北運河與淀河會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運河水濁,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皆匯於此,秋潦時至,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曾奏准於靜海獨流疏引河,實下游治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海難,設中途梗阻,必更漫溢為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現勘通省水道,凡眾河交會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興修。」報聞。五月,晉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治永定河,擬於葉淀之東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擬濬新河,引上游諸水入淀,開舊河東堤,使漸由西沽南入海;治北運河,兩岸去沙裁直,濬減河,培堤岸;治南運河,兩岸築遙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鎮建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入老河口達於海;治西淀,擬開白溝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橋南別疏一河,並濬青門河別派分流,下游已暢達,復將金門閘西引河改由東道,於苑家口疊道建木橋五,使瀝水通行;治東淀,擬濬上游三岔河令寬深,楊家河、卞家河窪諸處疏引河,并行而東會於西沽,庶使四河順軌,兩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時江南總督高斌入都,上命會同嘉淦議河務,十月,合疏言:「永定河當於固安南、霸州北順流東下,接東淀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北當築堤護城,保定縣西新莊至城東路甿村堤根逼溜,應加寬厚,其路甿村東至艾頭村接營田圍埝約五十餘里,擬築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銳意引永定河歸故道,河溢,傍河諸州縣被水。
六年正月,諭曰:「朕聞永定河經理未善,固安、良鄉、涿州、雄縣、霸州諸州縣田畝往往被淹,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於是命大學士鄂爾泰蒞勘,請暫塞金門閘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開旋築,實與放水本意相左,將來泥沙壅入玉帶,恐為患更大。」諭曰:「此奏固是,然鄂爾泰慎重,欲籌萬全,卿不必固執己見。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為卿諱。然朕終以卿為是者,不似顧琮為游移巧詐之計耳。」其後上巡天津,閱中亭河工,賦詩紀事,猶病嘉淦之失計也。是年八月,調湖廣總督。
七年五月,疏言:「內地武弁不得干預民事。苗疆獨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擾而已。爭訟劫殺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至沒其家貲,辱及婦女。苗民不勝其忿,與之並命,而嫌釁遂成。為大吏者,或剿或撫,意見各殊。行文查勘,動經數月。苗得聞風豫備,四處句連,飲血酒,傳木刻,亂起甚易,戡定實難。幸就削平,而後之人仍蹈前轍,搜捕株連,滋擾益甚。苗、瑤無所告訴,乘隙復動,惟力是視。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既久,勢必又至剿殺。長此循環,伊於胡底。語曰:『善為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苗人散居,各有頭人。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得者,頭人能知之;鬥爭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調之。故治苗在治頭人,令各寨用頭人為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為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於縣令。眾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以告峒長;又不能,以告縣令。如是,則於苗疆有提綱挈領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長數見牧令,有爭訟可告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牧令數見峒長,有條教可面飭遵行,而無吏役熒蔽之患。擾累既杜,則心志易孚。所謂立法簡易,因其俗而利導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撫,未赴,湖南糧道謝濟世劾善化知縣樊德貽、衡陽知縣李澎浮收漕米,巡撫許容庇德貽等,疏劾濟世,下嘉淦察讞。長沙知府張琳按衡陽丁役,得浮收狀,申署糧道倉德,布政使張璨致書倉德,請易府牒。倉德持不可,以其實揭報嘉淦及漕運總督顧琮。嘉淦欲寢其事,而顧琮以上聞。御史胡定復論劾倉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袞往按,直濟世。上責嘉淦徇庇,奪官,責修順義城工。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遷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許之。十
四年,召來京,直上書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七年,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謚文定。
嘉淦居官為八約,曰:「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諫有聲,乾隆初,疏匡主德,尤為時所慕。四年,京師市井傳嘉淦疏稿論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高宗諭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十六年,或又傳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雲貴總督碩色以聞。命求所從來,遣使者督讞。轉相連染,歷六省,更三歲,乃坐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偽為,罪至死。高宗知無與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嘗著書述春秋義,自以為不足,毀之。子孝愉,以蔭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隸按察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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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庭關係/孫嘉誠 編輯

始遷興縣祖:明朝 孫權(陝西榆林神木籍)
祖父:孫世藎,貢生,江西崇仁知縣,誥贈光祿大夫;
父:孫天綉,廩生,誥贈光祿大夫;
妻:原配李氏,繼配原氏
伯兄:孫正淦,仲兄:孫鴻淦,弟:孫揚淦;
子:孫孝愉,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孫孝則,直隸天津府通判;
孫:孫鑄,河南鹽大使;孫鑾,河南員外郎;孫鏞,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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