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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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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是倫理學的基本範疇,在英文中為jusfice,在漢語中的解釋為「公平正直,沒有偏私」。沒有偏私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而言沒有偏私,因而,公正是一種價值判斷,內含有一定的價值標準,在常規情況下,這一標準便是當時的法律。英語中的jus本身就有法的意思,公正以jus為詞根演變而來,也說明了這一點,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公正標準,所以,公正並不必然意味著「同樣的」「平等的」。

漢語詞語
詳細解釋
1. 公平正直。
出處:
《荀子·正論》:「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則下易直矣。」《史記·伯夷列傳》:「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朱子語類》卷二六:「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四部十九:「只要我們做得公正,把問題攤開,給工人說清楚了,工人一定不會有意見的。」文心海洋《重回明末遼東·聽教睢陽袁可立》:「楊太曦忙上前恭謹施禮道:『但讓我最為感到難得的還是大人不認權貴,只認王法的公正無私,鐵面無情。』」
2. 周代官名。
《隸釋·漢太尉陳球碑》:「當 周盛德, 有虞遏父 ……生公子 完。適 齊 ,為 桓公 公正。」
3. 複姓。
古代以官為氏者,有 公正。見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異三·少正》。
含義:
《辭源》對於公正的解釋是:「不偏私,正直;」
按《說文》解:公,平分也。從八從私,「八」即「背」,分也, 「厶」象徵財物。一說,「厶」音私,不公也,韓非曰:背私為公。正,是也(是,直也),不偏不倚。「公正」與私相對,即不偏不倚、正直,沒有私心。見於《荀子·賦篇》:「公正無私,反見縱橫。」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高義》:「其為人也,公直無私。」漢劉安《淮南子·修務訓》:「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班固《白虎通》:「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公正往往作為一個道德範疇,是擯棄了一己之私的高風亮節。
詞語辨析
「公正」與「正義」
義,一說通「儀」,從羊我,一說,義者,宜也,裁製事物使合宜也。
綜合觀之,「正義」之「義」當為「宜」(合宜),正義也就是不偏不倚地裁製事物使之「合宜」,即使之符合公認的道德規範要求。但中國古籍中,如《荀子·儒效》:「有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但舊時註釋經史,也常以正義為名,以示本註釋為正宗,如唐孔穎達等《五經正義》、張守節《史記正義》等
在中國古代,「正義」、「公正」往往指道德修養,並且是沒有個人之私的近乎聖的一種美德,並無作為評價制度、規則的價值內涵。1840年之後,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有關正義、公正的評價才開始涉及制度層面。
公正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它所側重的是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並且強調這種價值取向的正當性.
社會學名詞
程序公正及測量
Thibaut和Walker(1975)提出了另一種公正,即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程序公正更強調分配資源時使用的程序、過程的公正性。他們發現,當人們得到了不理想的結果時,如果認為過程是公正的,也能接受這個結果。換句話說,假如爭執者認為他們能控制做決策的過程(如可以提出自己的證據、有機會表述自己的意見),他們的公正感就會提高。這種現象被稱為「公正過程效應」或「發言權」(voice)效應。
在Thibaut和Walker 的基礎上,Leventhal等(1980)將程序公正的思想引入組織研究中,提出了其程序公正理論:主要是程序公正的6個標準。他們不是直接針對程序本身,而是針對分配程序的屬性。他們的6個標準是:⑴一致性規則(consistency rule),即分配程序對不同的人員或在不同的時間應該維持一致性;⑵避免偏見規則(bias suppression rule):在分配過程中應該摒棄個人的私利和偏見;⑶準確性規則(accuracy rule):即決策應該依據正確的信息;⑷可修正規則(correctability rule):即決策應該有可修正的機會;⑸代表性規則(representative rule),即分配程序能代表反應所有相關人員的利益;⑹道德與倫理規則(moral and ethical rule),即分配程序必須符合一般能夠接受的道德與倫理標準。
Leventhal等的程序公正標準,涉及到分配製度的制定,如代表性規則、道德倫理規則,分配製度的執行,如一致性規則、避免偏見規則、準確性規則等,分配製度的完善,如可修正性規則,是對程序公正的比較系統和全面的認定。既有公平因素,如強調一致性、避免偏見、準確性、代表性,也包括正義,如強調道德和倫理因素。
對於一般的組織而言,制定公正的分配程序,往往要通過許多專業機構幫助制定,在這些制度的制定或執行過程中,會有員工的協助或參與。比如分配製度的制定,要有員工的參與,要根據員工對各種職位重要性的認識,對不同職位賦予不同的權重;獎勵和懲罰標準的制定,也應徵求員工的意見,使員工知道獎勵和懲罰的標準和原因,有利於政策的落實,達到激勵效果;而績效考評的實施,通常有員工的參與,以使評價結果更客觀、準確,沒有偏見。
關於程序公正的問卷研究,則可大致分成3類:一是根據Thibaut和Walker(1975)等的理論,強調參與的作用,將參與與否、參與程度或對決策的影響力作為程序公正的指標。比如Tyler和Schuller(1990)的問卷就是以他們的思想為藍本,其樣題如:你有多大可能參加與你有關的問題的決策?你有多大可能影響你上司與你有關問題的決策?Balkin和Gomez-mejia (1990) 的問卷,也是按這種思路來編製的,強調參與的作用,其樣題如:各級管理者都參與報酬和績效評估的決定;通過各種渠道,該公司努力去了解員工對報酬和績效評估政策及決定的意見[5]。Spencer (1986)則直接按有無申訴來編製問卷,其樣題如:公司有正式的申訴渠道;公司有強制的時間限制,負責人必須在時限內對員工的申訴做出反應;員工關於報酬或績效評估的疑問通常會立即和滿意地得到回答。二是根據Leventhal等(1980)的理論編製問卷,即直接詢問組織在6個方面的表現。其樣題如:分配程序總是保持一致?這些分配程序沒有偏見,對嗎?這些分配程序是依據準確的信息進行的?對這些分配程序所產生的結果,您能發表意見(質疑)?這些分配程序符合倫理和道德標準?三是將上述二者結合,即將Thibaut和Walker早期的注重參與與申訴的問題與Leventhal等注重程序的屬性結合起來,作為程序公正的問卷。Colquitt(2001)就是採取這種折衷的辦法。
各維度間的關係
組織公正感到底由幾個維度構成?這些維度之間是什麼關係?它們在實證上能被區分開嗎?這些不但涉及到公正結構的問題,還直接關係到採用何種測量方法以及與組織結果的關係。
Cropanzano和Ambrose(2001)認為[12],儘管對程序公正和分配公平的區分是有必要、有價值的,但這種區分有時可能被誇大了。對程序的評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所得到的結果的基礎上的,而且同樣的事件在一種背景下是過程,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又可能是結果。例如,過程式控制制是一種程序結構,但改造績效評估系統使其為員工提供更多的過程式控制制又可被視為一種公平的結果。Tsui等(1997)就將公平知覺理解成一個維度,其中既包括程序公平,也包括分配公平,其樣題如決定我薪水的過程是公平的;我對組織用來決定我的提升或工作變動的過程感到滿意;我得到的績效的評估是公平的;我得到的工資數量反映了我應得的數量。
至於互動公正是否是一個獨立的維度也是有爭議的。Bies和Moag(1986)最初認為互動公正是第三個公正維度,但後來Bies認為它只是程序公正的一部分。Cropanzano和Greenberg(1997)[13]也把互動公正視為程序公正的一種社會形式。許多實證研究的做法也依據這種觀點,比如在編製量表時,將過程式控制制、Leventhal的標準與互動公正一起組成一個程序公正量表。這些做法似乎都主張程序的人際處理方面不需要從它們的建構方面分離出來。而堅持三因素論的人認為,當分開考察程序公正和互動公正時會發現二者有不同的相關關係,會對人的行為獨立地產生影響。Masterson、Lewis等(2000)認為,正通過不同的干涉機制來影響其他的變數。具體來說,程序公正通過改變組織支持觀來影響其它變數;互動公正通過改變領導-成員交換觀來影響其它變數。
假設互動公正能夠而且應該從程序公正中分離出來,緊接著的一個問題就是互動公正中的人際方面和信息方面是否能夠、是否值得從概念上分開。Greenberg(1993)[14]認為人際公正和信息公正應該被分開,因為它們有邏輯上的差別而且有各自獨立的影響。人際公正的作用主要是改變人們對決策結果的反應,因為敏感性(sensitivity)能使人對不喜歡的結果感覺好一點。信息公正主要是改變人們對程序的反應,因為解釋中提供了評價過程的結構的一些必要信息。Colquitt(2001)在最近的一個研究中以四因素論為框架編製了一個測驗來測量分配、程序、信息和人際公正,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四因素模式與數據的擬合度最好,並進一步顯示4個公正維度可預測不同的結果。Colquitt等人(2001)[15]對25年來的實證研究文獻的元分析結果也顯示,4個維度在實證上能夠被區分開。其中,過程式控制制和Leventhal的標準有高相關,但還沒有高到可以相互替換的地步。同樣,人際公正和信息公正也有高相關,但也沒有高到可以把它們一起歸於「互動公正」變數之下。因為它們之間的相關沒有顯著地高過程序公正和分配公平之間的相關。而程序公正和分配公平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隨著研究者對前者的操作不同而變化的。當使用間接的組合測量時相關最高,當使用程序公正感、Leventhal標準時相關較低。
由於對公正感維度的研究相對較晚,尤其是信息公正和人際公正還是比較新的概念,因此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澄清。比如,儘管Colquitt等(2001)認為可以區分出4個維度,但還有一個是否值得作這樣的區分的問題。因為假如某個維度與其他維度相比對整個公正感的貢獻很小的話,這些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而Colquitt等人也指出,當單獨考慮人際和信息公正時它們能很好地預測程序公正感。但當與程序公正的其它結構層面一起考慮時,它們的貢獻就不重要了,尤其是信息公正。除此之外,許多程序公正的研究沒有同時考慮分配公平,另一些分配公平的研究則分別考慮分配公平和程序公正的影響,沒有控制其中的一種公正。而絕大多研究者都認為,對決策制定過程的公正判斷常常是以得到的結果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當人們獲得公正的結果或喜歡的結果時他們會認為程序更公正些。因此,只有排除分配公平的影響后仍有明顯作用的公平維度才是有意義的。而Colquitt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當分配公平被控制之後,只有Leventhal準則和人際公正保留了它們的解釋力。因此,假如分配公平和Leventhal的標準已經被考慮進去了的話,再測量過程式控制制就是沒有必要的。
公正
文獻中作為員工心理或行為效果分析
⑴結果滿意度。
結果滿意度(outcome satisfaction)主要包括對薪酬的滿意度、對提升的滿意度和對績效評估的滿意度等。一般認為分配公平與結果滿意度的關係最強。
⑵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
是指員工對其工作的總體滿意度,有人認為它與程序公正的關係強於與分配公平和互動公正的關係。
⑶組織承諾。
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主要是情感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即僱員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自己的組織並以組織目標為自己的目標。分配、程序公正都可能是它的有力的預測源。
⑷信任(trust)。
對決策制定者和權威的信任是組織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研究者認為信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這些人在分配報酬和資源方面有相當大的權利。最初信任只是針對權威或第三者,後來有研究者認為信任涉及到任何一個與特定的個體有相互依賴關係的人。有研究發現它與程序公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⑸對權威的評價。
比如對上司或管理者的接納程度。一般認為,它與程序公正間的關係更密切。
⑹組織公民行為(簡稱OCB)。
OCB是指自發的、沒有明確回報的、但有助於提高組織功能的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又可分為針對組織的公民行為(OCBO)和針對個人的公民行為(ICBI)。Organ(1990)認為OCB很大程度上受公正感的驅使。許多研究認為程序公正與OCB之間的關係比分配公平更密切。
⑺退縮(withdrawal)。
諸如缺勤、離職、疏忽等行為和行為意圖都屬於工作退縮行為。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太一致,有的認為分配公平的影響大,有的認為程序公正的影響大。
⑻消極反應(negative reactions)。
指僱員的偷竊行為、組織報復行為(organizational retaliatory behavior,簡稱ORB)等。有研究發現ORB與分配、程序和互動公正有幾乎相同的相關。
⑼績效。
關於程序公正和績效之間的關係或許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

公正感

公正感亦可理解為公平感,至少包括3個方面,即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動公正。
分配公正及測量:
分配公平是指對資源配置結果的公平感受。1975年之前的公平研究主要都集中在這一方面。Adams認為,公平是人們進行社會比較的結果。人們將自己的結果或收益與自己的投入或貢獻(如學歷、智慧和經驗)的比率與參照對象的這一比率進行比較,若2個比率相等則產生公平感,若2個比率不相等則會產生不公平感。儘管2個投入-結果的對照使Adams的公平理論有了一種「客觀成分」,但對這一過程的比較仍是完全主觀的。
相關資料
社會公正是一個古老恆久的話題,自人類社會有史以來,人們便開始思考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加公正;社會公正又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社會公正總會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作為衡量社會文明與進步的一個重要尺度,社會公正始終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伴相隨。
中國發展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重疊交織,面臨的矛盾和問題較之以往更加複雜、更加突出,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不斷加大,這也使社會公正問題更加現實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在兩會前夕一些網站開展的「你最關心的話題」調查中,社會公正問題總是位居前列;在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炫富」與「仇富」、「炫權」與「仇官」事件中,背後的癥結往往也被歸結到社會公正問題上。可以說,當前社會上的許多熱點、難點、焦點問題都不同程度地與社會公正問題聯繫在一起。妥善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已成為中國在發展中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妥善解決社會公正問題,首先需要理性看待社會公正問題。
什麼是社會公正?一般而言,社會公正是社會成員對社會是否「合意」的一種價值評判,其實質是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權利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每個人都能得到其所應得的;各種義務由社會成員合理承擔,每個人都應承擔其所應承擔的。而要實現這種合理的分配與承擔,就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公正既體現為一種價值理念,也體現為一種制度安排;既可視為一種原則和標準,也可視為一種狀態和結果。
社會公正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比如,從時序的角度,可以分為起點公正、過程公正和結果公正等;從內容的角度,可以分為分配公正、就業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等。在討論社會公正問題時,通常還會涉及與其緊密相關的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等概念。有的學者比較重視社會公平,認為社會公平是社會公正的基本含義、基本要求;有的學者直接把社會公正等同於社會公平。不過,多數學者認為,相對於強調衡量標準同一尺度、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公平而言,社會公正還強調「正義」的價值取向,內涵更為寬泛;還有的學者把社會公正等同於社會公平與正義,認為社會公平加上社會正義就是社會公正。綜合學者們的各種觀點,用比較簡潔易懂的語言來概括,也可以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看成是對社會公正直接而生動的表達。
雖然千百年來人們都在追求社會公正,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存在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社會裡,真正的社會公正是無法實現的。只有在推翻了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社會裡,社會公正的實現才具有現實可能性。在人類思想史上,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科學闡明了實現社會公正的途徑,並把社會公正的實現同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結合起來,為我們正確認識社會公正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看待社會公正問題,應注意到以下三個方面。
社會公正是歷史的。社會公正不是人們頭腦中憑空產生的抽象概念,而是隨著社會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認識是不同的。恩格斯曾精闢地指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說明,社會公正是一種歷史現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社會是否公正有著不同的衡量標準,社會公正也呈現出不同的內涵。在今天看來很不公正的現象,也許在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公正的;在今天看來屬於公正的現象,也許在後人看來未必就是公正的。所以,看待社會公正問題,須將其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結合具體的歷史背景來分析。
社會公正是相對的。千百年來的歷史證明,社會公正總是相對的,絕對的社會公正雖然美好,但難以企及。看待社會公正問題,應防止落入平均主義這種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頗具誘惑力的窠臼中。雖然平均主義在某些領域是適用的,但若將其推廣到所有領域尤其是分配領域,否認人的差別而要求平均分享一切,最終只會扼制人的積極性,扼殺社會發展的活力,不利於社會公正的實現。我們所追求的社會公正,是要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但不是要否認差別、消滅差距,而是在承認差別的基礎上將差距控制在合理範圍內,進而充分挖掘每個社會成員的潛力,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
社會公正是具體的。社會公正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權利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各種義務合理承擔,但具體如何分配與承擔才是合理的,在具體的領域又有具體的內涵和具體的標準。比如,在經濟領域講社會公正,主要是講等價交換、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在社會領域講社會公正,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保障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需求。我們不能將經濟領域的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甚至優勝劣汰原則簡單套用到社會領域,無視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需求。所以,不注意具體領域、具體人群、具體問題的區別,簡單套用抽象的社會公正概念,往往容易導致認識上的偏差。
從總體上看,社會公正的實現是一個持續努力、永無止境的過程。作為一個美好追求,社會公正的實現程度受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們不能脫離現實發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會公正。同時也要看到,社會公正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社會公正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能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如果解決得不好,就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引起社會動蕩。所以,我們不能對社會公正問題熟視無睹、聽之任之,而應當認真對待、妥善解決。
我們黨自成立以來,一直把實現社會公正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新中國成立后,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的階級壓迫和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實現社會公正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一個人人普遍受益的過程。以此為基礎,中國從各個方面加大對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保護,在實現社會公正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人們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自主選擇的程度大大提高,個人的能力素質對個人的成功起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
——社會流動逐步暢通,社會成員不再簡單地被劃分為幹部、工人以及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等身份。尤其是城鄉壁壘逐步打破,城鄉之間的流動更加順暢,廣大農民可以進入城市謀生甚至可以轉變為市民。
——加大扶貧力度,農村貧困人口從改革開放First arrived now減少了2億多人;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城鄉義務教育全部免除學雜費;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低保等制度的實施使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且低保標準在不斷提高。
這些,都是社會公正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體現。在經濟社會的其他領域包括政治領域,中國在實現社會公正方面同樣取得了巨大成就。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當前中國在社會公正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一些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突破合理的限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任務十分艱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比較突出,由此引起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距,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由於體制機制不完善,權錢交易等腐敗問題屢禁不止,由此帶來的社會不公問題引起人民群眾強烈不滿,反腐倡廉的任務十分艱巨;等等。
一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問題日益凸顯,這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社會公正的基本狀況。這一看似矛盾的狀況,讓不少人產生了疑惑。有的人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已經非常嚴重,還有人甚至因此懷疑和否定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理性看待當前中國的社會公正問題呢?
社會公正是「人」這一主體對「社會」這一客體的價值評判。因此,理性看待當前中國社會公正問題,需要把握住「社會」和「人」這兩個因素,把社會公正問題凸顯與社會發展狀況聯繫起來,與人們心理期待的變化聯繫起來。這是看待社會公正問題應有的兩個視角。視角找准了,才能看得清、看得深。
從「社會」這一視角看,當前社會公正問題凸顯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緊密相關,既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背景決定的,又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快速轉型的結果。
社會公正總是與社會發展狀況相聯繫的。理性看待社會公正問題,不但要聯繫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而且要聯繫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上還不高,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也沒有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不斷探索完善之中,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也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這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影響中國社會公正的基礎性因素。比如,由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無法徹底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所以也就難以實現它們之間的完全公正。再如,由於生產力不發達,雖然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升至世界第二,但人均仍然很低,處於世界后列,還屬於比較窮的國家。這決定了我們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水平還比較低,而且很不完善,不斷完善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可見,看待中國社會公正問題,應該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大的歷史背景,否則對社會公正就有可能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階段會呈現不同的階段性特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年均增長率是同期世界水平的3倍多。這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在這一經濟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問題、積聚一些矛盾,其中就包括社會公正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尤其是當前,中國進入人均GDP4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不斷湧現,各個方面的挑戰接踵而至。這是中國當前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徵。在這樣一個階段,社會公正問題容易凸顯。這也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拉美一些國家還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此同時,在經濟社會快速轉型之中,我們的體制機制還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社會不公。比如,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體制機制還不健全、不完善,致使中國勞動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這是當前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再如,由於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一些行業憑藉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並將其變為職工的高收入;個別領導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尋租,吃拿卡要、貪污受賄;等等。這些由於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引起的社會不公,雖然在經濟社會轉型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人們對之心裡有些看法、嘴上有些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人」這一視角看,當前社會公正問題凸顯與人們的心理期待緊密相聯,既緣於人們的心理期待隨著社會發展而水漲船高,又緣於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要求越來越多樣化、不同的人對社會公正的期待各有不同。
縱向上看,雖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認識有很大差異,但總體而言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待是隨著社會發展而水漲船高的。當某一層次的社會公正需求相對滿足了,人們就會期待更高層次的社會公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此相適應,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待也越來越高,不斷向社會公正的清單中填充內容,使社會公正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複雜、從低標準到高標準,由追求分配公正向追求就業公正、教育公正、司法公正、保障公正等方面擴展。需要注意的是,人們心理期待的提高並不總是被動地跟隨社會發展亦步亦趨,在一定條件下,人們的心理期待會超越社會發展步伐,從而使社會公正問題更加凸顯。比如,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等因素作用下,人們的主體意識越來越強,對社會公正的期待也有了「跨越式」提高。所以,在看待當前社會公正問題凸顯時,一個重要視角就是應看到人們的心理期待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水漲船高甚至「跨越式」提高這一事實。不考慮這一重要變數,得出的結論自然有所偏頗。
橫向上看,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除了最基本的社會公正需求,不同社會群體對社會公正的心理期待也是大不一樣的。社會成員的分層分化越複雜,對社會公正的心理期待也就越多樣,社會公正問題也就越容易凸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群體類別不斷增多,除了工人、農民、幹部等傳統群體,還出現了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自由職業者等不同群體。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不盡相同,決定了他們對社會公正的期待也不盡相同。比如,對於從事經濟活動的私營企業主來說,他們更期待市場交易、市場競爭方面的公正;對於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更期待在城市裡能不受歧視,得到公正對待;對於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更期待就業公正,希望能有合理的社會流動機制;等等。可以說,正是對社會公正越來越多的不同期待交織在一起,使當前中國社會公正問題凸顯。看不到這一點,得出的判斷就不可能正確。
從「社會」和「人」這兩個視角可以看出,當前中國社會公正問題凸顯,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人們心理期待不斷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雖然其中有經濟社會轉型帶來的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的原因,但不能因此否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總體上看,這是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是「成長中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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