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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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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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牙琴,喻指能奏出妙曲的琴。相傳伯牙操琴,琴聲高妙,唯鍾子期知音。子期死,知音難覓,伯牙遂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見《呂氏春秋.本味》。后因以"伯牙琴"用為痛悼知音惜其難遇之典。

伯牙琴 -原文

  吏道《伯牙琴》鄧牧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為佐,為史,為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為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為。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佈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為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為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奸,使與虎狼蛇虺均為民害邪!
  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伯牙琴 -<<吏道>>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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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官吏。朝廷之內(即中央政權機構)有九卿、百官,外有刺史(州一級的長官)、縣令,其次為佐(州縣長官的輔佐)、史(掌管文書的官吏)、胥徒(胥是承辦書牘的僚屬,徒是官署中的差役)。像這樣的人,級別不同,但都屬於官員。古代君民之間相安無事,所以不緊缺官吏,人員不多。陶唐氏(遠古部落名,其首領為堯)、虞氏(遠古部落,其首領為舜)設置官制,這是可以考查的,這是他們距離百姓很近的緣故(貼近百姓的需要)。選擇有才學並且高尚的人,但賢士又不願意做官。上古之世的志士遠避塵世而隱居在大山深谷,國君求訪他們,誠懇相待恐怕他們不肯出來做官。所以為官的人常因迫不得已(而做官),因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們的福澤。後世以危害人民的人治理人民,因為懼怕(百姓)作亂,嚴密的防範不得不周備,禁令和法制不得不詳盡,然後大小官吏遍布天下。榨取百姓越來越多,危害百姓越來越深,有才學且高尚的人越發不肯來做官,天下越發不堪了。如今一名官員,大到封邑數萬戶,小的雖無采邑的奉養,卻也依靠(在衙門裡的差事)混口飯吃以代替耕作。數十名農夫的勞動不夠奉養他們,致使不賢之人和遊手好閒之人混入官吏的行列。讓虎狼來放牧豬羊,而希望它們繁衍滋生,怎麼能夠得到呢?天下人並非那麼愚蠢,哪能厭惡安定而盼望混亂,憂懼安樂而渴望危難啊?(這樣一來)好像應該可以長治久安了,卻還有混亂與危難,為什麼呢?奪取他們的食物,不得不使之發怒;耗盡他們的氣力,不能不使之怨恨。人民的作亂,是由於奪取了他們的食物;人民的危難,是由於耗盡他們的氣力。而號稱治理百姓的人,耗盡人民的氣力而使他們危難,奪取他們的食物而使他們作亂。二帝三王(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天下的辦法是像這樣的嗎?上天誕生了這些民眾,所從事的職業不同,皆能夠自食其力。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夠自食其力,日夜竊取人民的財物,搜刮而得到它們,不也同盜賊之心嗎?盜賊危害百姓,一有盜賊就予以消滅(剛站起來就倒下),(因此盜賊)沒有達到很厲害的地步,是存有害怕顧忌的緣故。官吏沒有害怕和顧忌,日夜肆意橫行,使天下百姓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殺。難道是上天不仁義,鼓勵、助長貪婪姦邪的人,使他們與虎豹蛇虺(一種毒蛇)一起危害百姓嗎?然而拿它怎麼辦呢?說:得到有才學且高尚的人啟用他們;如果(一時)還辦不到,廢除專司,罷去縣令,聽任天下人自己治理混亂安危,不是還要好一些嗎?
伯牙琴 -典故

作者簡介

  宋元之際鄧牧(1247-1306)撰。宋亡以後,鄧牧隱居於餘杭大滌山洞霄宮,與謝翔、周密、沈介石、葉林等人,都是「抗節遁跡者」,元大德九年(1305),玄教大師吳全節,奉元朝之命到餘杭,請鄧牧出山作官,被其嚴詞拒絕,次年無疾而卒。在此書自序中,鄧牧說:「余集詩文若干,名《白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不已,亦愚哉!」可見面對國破家亡的離亂局面,鄧牧感到知音難覓,遂以伯牙自況,以「伯牙琴」名書。書前有自序,書後有跋。據跋文可知,原本包括詩、文共六十餘篇。今本一卷,僅存文二十四篇,詩已散佚。包括序、跋及附錄《衝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今本總為二十九篇。鄧牧雖自稱三教(儒、釋、道)外人」,但其基本思想仍屬儒家範疇,受儒學忠恕之道影響甚深。
思想

  在亡國的悲痛中,他大膽揭露了封建君主「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他把天下離亂歸罪為封建君主的貪鄙,指出「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所以他幻想無君主的社會,主張「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作出了「欲為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為君;欲為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的結論。對人類社會的亂廢緣由,鄧牧又認為是由於有「道德仁義」、「文章學問」的「一介之士」不為世所用而致,他認為天地是有常的,「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只有人類社會卻偏偏無常,乃在於「一介之士」常被見廢;至於「一介之士」如何為世所用,鄧牧認為此非人力所能為,」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認為天下大亂、國破家亡,皆有定數。鄧牧被封建社會治亂興亡的必然性壓倒了,故表達了他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亡國逸民的悲觀失望的思想情緒。鄧牧的思想,特別是廢除君主,去掉有司、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的思想,對後來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有一定的影響。有《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補人詩十三首,《叢書集成初編》本據《知不足齋叢書》本鉛印,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為現存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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