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標籤: 暫無標籤

393

更新時間: 2013-09-05

廣告

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的法國著名攝影家亨利·卡蒂爾·布雷松在法國南部一個小島上去世,享年95歲,這位天才的攝影家一生中為世界奉獻了大量優秀的作品,。同時是最早使用35mm小型相機的嚴肅攝影師之一,也被人們公認為「堪的派(candid photography)」攝影大師。在他的帶動下發展起來的街頭攝影(street photography),影響了以後幾代人。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簡介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年8月22日 - 2004年8月2日)是法國著名的攝影家,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及現代新聞攝影的創立人。他同時也是知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創辦者。
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他成為第一個被允許進入蘇聯的西方攝影記者。
法國總統希拉克在他逝世后,稱他是「法國一位天才的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在他那代人中最具天賦並深受世人尊敬的藝術家之一」。
一個世紀的見證人
卡蒂爾·布雷松1908年8月22日出生於法國尚特盧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及現代新聞攝影的創立人。作為一名攝影師,多年來他遊走於世界各地,到過幾十個國家,足跡遍及美洲、亞洲和歐洲,目擊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事件,可以說是過去一個世紀的見證人。
1932年到1934年,他肩背相機,走遍了地中海沿岸、墨西哥、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於1947年同別人合夥建立了世界最具影響力、受到廣泛尊敬的瑪格諾姆圖片社,並分別在美國紐約和法國巴黎建立了總部;1948年和1958年,他先後兩次來到中國,親自記錄了毛澤東的軍隊和平解放北平這一歷史性事件,拍攝了大量作品並出版了《兩個中國》等作品集。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獲悉卡蒂爾·布雷松逝世后,稱他是「法國一位天才的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在他那代人中最具天賦並深受世人尊敬的藝術家之一」。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人生歷程
童年

卡迪爾-布勒松出生在離巴黎不遠的商特魯•昂布里(Chanteloup-en-Brie),是家裡五個孩子中年齡最長的一個。父親是一個富有的紡織廠主,業餘時間喜歡速描。一度時期,幾乎每個法國人的針線包中,都裝有「卡迪爾-布勒松」棉線。他母親身邊總會圍繞著一些從諾曼底來的棉花商人和地主,亨利也在諾曼底度過一段童年時光。亨利在巴黎的家離歐洲橋不遠,周圍大都是些富有的中產階級鄰居。這使他與同時代的攝影家相比有更好的條件,依自己的興趣來發展攝影愛好。
在孩童時代,亨利便擁有了一台伯朗尼方盒子相機,他就用這台相機,捕捉假日快照。稍晚,他又擁有一台可以隨意移動鏡頭、底版,3X4英寸底片的view camera相機,進行他喜歡的試驗。亨利在一個傳統的法國家庭長大,父親認為他將繼承家族的事業,但亨利卻十分任性,對這樣的安排「十分恐懼」。

廣告

早期

亨利早年在巴黎接受教育。他的叔叔路易,一個有天賦的畫家,引導他喜歡上了油畫。亨利回憶:「從那時起,繪畫簡直把我迷住了。1913年當我五歲的時候,聖誕節期間,我父親的兄弟——我的「精神之父」,讓我進入了他的畫室。從那以後,我就整天生活在油彩和畫布的氣味中」。叔叔路易教了他一個短暫時期的繪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死。
1927年,亨利19歲時,進入了一家私人藝術學校,即立體派藝術家、雕塑家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1885-1962)創辦的洛特藝術學院學習,同時進入了他的工作室當學徒。洛特追求將古典藝術和更接近現實的立體主義融合在一起的風格,他試圖將普桑和大衛的法國古典藝術思想與現代藝術連接起來。亨利則鑽研去畫雅克•埃米爾•布朗什的社會生活肖像。繪畫的同時,亨利讀了大量的書,其中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叔本華,阿瑟•蘭波,尼采,斯蒂凡•馬拉梅,弗洛依德,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斯,黑格爾,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著作。洛特帶著他的學生到盧浮宮和巴黎的畫廊,去學習古典和現代的藝術。亨利最喜歡的是中世紀畫家揚•凡•艾克保羅•烏徹洛托馬索•馬薩丘,和皮埃羅•德拉•弗蘭切斯卡,這些仍保留著文藝復興風格的現代藝術家。亨利常常把洛特看成是他不拿相機的攝影老師。
隨著時間的推移,亨利開始不滿洛特那種帶著無數規則去接近藝術的方式。但這些嚴格的理性訓練以後會幫助他面對和解決攝影創作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就在那個時候,許多現實主義攝影流派在歐洲誕生。但各學派對攝影發展的觀點卻大相徑庭,攝影革命開始了。「打碎陳規,照片中的東西,應該就是它們自己!(Crush tradition! Photograph things as they are!)」興起於1924年的超現實主義運動推動著這場革命。亨利仍然在洛特的工作室學習,但他常常跑到布蘭琦地區的希拉諾咖啡店(Café Cyrano),明顯地增加了與那些超現實主義者的交往,見到了許多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他還積极參与超現實主義者們提倡的,將「下意識和瞬間體現在作品中」的運動。
彼得・格拉西在他的《亨利•卡迪爾-布勒松的早期作品》一書里解釋:「超現實主義的攝影方式同阿萊根(Aragon)和不列塔尼人上街的方式極其相似:他們都對一切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東西有著濃厚的興趣。超現實主義者在用他們質樸的攝影方式,捕捉那些曾經被其它現實主義攝影理論所排斥的,現實生活中所固有的樸素、逼真的影像。他們認為,普通攝影——尤其是在擺脫了其實用功能的時候,就會產生出其不意的,毫不做作的深刻含義。」
亨利的藝術天賦就在這種幾近狂暴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成熟起來。他領會到上述思想和理論的內涵,但卻無法通過繪畫去表達其深刻的含義。在多次受挫之後,他毀掉了一大半早期的作品。
1928年到1929年,亨利到英國劍橋大學學習英國的藝術和文學。1930年,他到法國軍隊去服每個法國人都必須強制去服的兵役,駐地就在離巴黎不遠的布爾熱(Le Bourget)。他回憶:「那段日子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我總是胳膊下面夾著喬伊斯的書,而肩膀上卻扛著來福槍。」
1931年,當他退役並讀完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后,他決定到仍是法國殖民地的非洲象牙海岸去冒險。亨利寫到:「我離開洛特工作室,我不想陷入那種有條不紊的狀態之中。我需要成為我自己,去畫,去改變世界,去做我一生中能夠做的儘可能多的任何事。」他終於從象牙海岸活著回來。他靠讓當地村民玩一種射擊遊戲掙錢。從狩獵遊戲中,他學到了將來可以用於攝影的技術。也正是在這裡,他得了一種黑水熱(blackwater fever),差點要了命。他甚至為自己的葬禮寫了一份說明書:高燒一直不退,他給爺爺寫了一張明信片,要求將他葬在諾曼底,Eawy森林的邊上,葬禮時要放德彪西(Debussy)的弦樂四重奏。一個叔叔回信:「你爺爺發現這些項目的開銷太大了,你最好先回來再說罷。」
亨利去象牙海岸時只帶了一台攜帶型相機。絕大多數底片未能經受住熱帶氣候的考驗,僅存了七張照片。回到法國后,他與超現實主義者的關係越來越深。
1931年,亨利在馬賽恢復了過來。他從匈牙利攝影記者馬丁•穆卡西1931年拍到的一張快照得到啟示。照片展示3個近乎剪影的非洲裸體男孩兒,正在跑進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的碎浪之中。照片捕捉到了孩子們行動中那種自然、優美,和天性,以及他們對生活的那種狂喜。亨利說:「沒有一件事象穆卡西的作品這樣,徹頭徹尾地令我詫異,並且告訴我怎樣去攝影。當我看到穆卡西的那些『小黑羊』在波浪中奔跑的照片時,我無法相信這會是用相機捕捉到的。我詛咒它,我拿起我的相機,鑽進了街巷。」這張照片啟示他放下畫筆,認真地拿起相機。他解釋:「我突然明白,攝影可以在一瞬間凝固永恆(a photograph could fix eternity in an instant)。」
亨利在馬賽得到了一台配有50mm標準鏡頭的萊卡相機,這台相機伴隨了他許多年。他描述萊卡,就象他延伸出去的眼睛。這台相機使他無論在擁擠的人群中,還是在私人的空間,都能不被人注意,從而避免了被攝人的拘謹狀態。萊卡使攝影產生新的可能,即捕捉這個世界上運動和變化著的真實狀態。他說:「我整天在街道上尋覓,興奮不已,隨時準備出擊,準備『捕捉』生活。」他馬不停蹄地奔波在柏林布魯塞爾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馬德里,不停地「捕捉」。1932年,他的照片在紐約的朱林•萊維畫廊(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了第一個展覽,隨後,又在馬德里的艾騰尼奧俱樂部(Ateneo Club)展覽。1934年,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墨西哥,並在那裡與馬尼爾•奧瓦列茨•布拉奧(Manuel Alvarez Bravo)一起辦展。一開始,他不在他的家鄉法國拍照,直到很多年後,他才開始在法國大量拍攝。
1934年,亨利遇到了一個年輕的波蘭知識分子、攝影家,名叫大衛•史慈民(David Szymin)。人們都叫史慈民為「基姆(Chim)」,因為他的名字太難發音。不久,史慈民改了名,叫大衛•西蒙(David Seymour),亨利和基姆在文化角度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不久,基姆又把亨利介紹給一位匈牙利攝影家,安德烈•弗雷德曼(Endré Friedmann),後來安德烈把名字改成了「羅伯特•卡帕」。30年代以前,亨利和基姆、卡帕共用一間工作室。卡帕曾十分懇切地建議亨利:「不要保持超現實主義攝影師的標籤。要做一名報道攝影師(Photojournalist),否則你會栽進固執已見和矯揉造作之中。把超現實主義保留在你心靈的一個角落,親愛的。別害怕,向前走。

廣告

中期

亨利第一次去美國是在1935年。他本人得到邀請,仍在紐約的朱林•萊維畫廊辦他的作品展覽。這一次他是和攝影家同行沃克•伊文思和奧瓦雷斯•布萊奧共享一個展示空間。他被《哈坡兒市場(Harper』s Bazaar)》的卡麥爾•斯諾(Carmel Snow)看中,給他個活兒,去拍時裝攝影。但收入非常可憐,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指導那些模特們,如何同他們進行交流。不過,斯諾是第一個為亨利在美國的雜誌發表作品的人。在紐約,他遇到攝影家鮑爾•斯特蘭德(Paul Strand,1890-1976),鮑爾在拍大蕭條時期的紀實電影《荒原之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返回法國后,亨利在著名的法國電影導演傑恩•雷諾爾(Jean Renoir)那裡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雷諾爾1936年的電影《鄉村一日(A Day in the Country)》中得到了一個角色,后又在《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一片中飾演男管家。在《遊戲規則》中,他已經是雷諾爾的第二助手。雷諾爾指導他表演,這使他對照相機的另一面有所了解。亨利也幫助雷諾爾去拍一部反映200個共產黨家庭在法國流亡的影片,包括他自己在內!整個西班牙內戰期間他還同他人合作,導演了一部反法西斯影片《赫伯特•克萊因(Herbert Kline)》,這部影片使共和政府的醫療服務有了很大改善。
亨利第一次發表他的報道攝影作品(photojournalist)是在1937年,他受法國周刊《Regards(關注)》指派,採訪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他通過倫敦街頭的遊行隊伍,關注人們對新君主的崇拜題材,而不去拍攝國王。照片在Regards刊出后受到了普遍讚譽,圖片的署名卻是「卡迪爾」。布勒松還在猶豫,是否使用他的全部家姓。
1937年,亨利與爪哇舞蹈演員萊特娜•莫希妮(Ratna Mohini)結婚。他們在丹尼埃勒•卡薩諾瓦(Rue Danielle Casanova)街19號的第四層傭人平面建立了自己的家。那裡有一間大的工作室,一間小的卧室,和廚房、衛生間——亨利常在那裡沖洗他的膠片。1937至1939年間,亨利為法國共產黨的晚報《今夜(Ce Sior)》當攝影師。亨利(與基姆和卡帕一起)那時是左派分子,但他並未參加法國共產黨。1939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亨利以電影和攝影人的身份參加了法國軍隊。在法蘭西之戰(Battle of France)期間,1940年6月,在浮日山的Die街,他被德國士兵抓住,一連住了35個月的戰俘營,在納粹監視下強迫幹活兒。依亨利的說法,他被強迫去完成「32種不同的強體力勞動」。他工作時「儘可能磨洋工,並儘可能拙劣」。他兩次嘗試從戰俘營逃跑,但都不成功,被罰單獨監禁。第三次越獄成功,在得到假證件並能夠在法國自由行動前,他藏在托哈尼(Touraine)農場。為地下組織工作,幫助其它逃亡者,幫助其他攝影師工作,秘密拍攝法國被占和法國解放的題材。1943年法國解放,他挖出心愛的萊卡相機。這台相機1940年時被他埋在孚日山區(法國東北部的Les Vosges山脈)附近的農田中。隨後,在整個二戰期間他繼續拍照,為地下攝影小組記錄納粹的活動和解放運動。1944-1945年(休戰期間),他應美國戰爭信息辦事處(American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邀請,拍攝記錄片《歸途(The Return)》,記錄囚犯和難民返回法國時的情形。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謠言傳到美國:亨利死了。亨利表現戰爭難民返回家園的影片(1947年在美國發行),以回顧展的形式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放映。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準備為他辦一個遺作展。1946年,他們獲悉亨利還活著。亨利自願來到紐約,幫助籌備展覽。這個展覽在1947年首次舉辦,與此同時,現代藝術館還為亨利的作品出版了第一本畫冊《亨利•卡迪爾-布勒松的照片(The Photographs of Henry Cartier-Bresson)》,文字部分由林肯•柯斯頓(Lincoln Kirstein,美國作家,藝術鑒賞家)和蒙博特•紐豪爾(Beaumont Newhall,美國攝影家,藝術史學

廣告

晚期

亨利的攝影把他帶到了地球上的許多地方,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美國、印度、日本,前蘇聯和其它許多國家。卡迪爾-布勒松成了第一個可以在前蘇聯戰後時期自由採訪的西歐攝影家。1968年,他開始對攝影感到厭倦,又將他的興趣轉回到他喜歡的繪畫和素描上來。1966年,亨利抽回他在馬格南的本金(馬格南仍然繼續代理他的圖片),全神貫注於肖像和風光攝影;1967年,亨利和他的第一個妻子艾麗(Elie,Ratna Mohini)離婚;1970年,和比他小三十歲的馬丁•弗蘭克(Martine Franck,馬格南著名女攝影家)結婚。他們的女兒於1972年5月出生,起名「梅蘭妮(Mélanie)」。
卡迪爾-布勒松早在1970年代就開始淡出攝影圈。到1975年,除去偶爾會拍一些與攝影無關的私人生活照片外,不再拍照。亨利說:他是象保護他的房產一樣保護著他的相機,極少把它拿出來。他回到他的素描和繪畫上來。在幾乎一生都把藝術服務於攝影后,他說:「我整天關心的都是繪畫,攝影也不過是為了繪畫,是一種即時的素描。」1975年,他在紐約的葛爾頓畫廊(Carlton Gallery)舉辦了他的第一個繪畫展覽。
布勒松基金會(HCB Foundation)是由亨利本人於2002年創立的,他的妻子馬丁•弗蘭克和女兒梅蘭妮平分並負責保管他的遺產。

廣告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成立馬格南

1947年春天,亨利和羅伯特•卡帕、大衛•西蒙(「基姆」)、威廉•萬迪沃特(「比爾」,William Vandivert)喬治•羅傑(George Rodger)一起創辦了馬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成立馬格南的主意是卡帕想出的,這是一個合作性質的圖片經銷機構,成員共同分擔圖片的拍攝任務。在結束拍攝二戰之後,羅傑退出了生活雜誌的倫敦部,開始拍攝非洲和中東;基姆會講更多的歐洲語言,因此派他負責歐洲;亨利分配到印度和中國;萬迪沃特也離開生活雜誌,主要在美國工作;卡帕則應付其它任何可能地方之需。巴黎辦公室由馬麗亞•艾斯娜(Maria Eisner Lehfeldt)總管,形式上屬於攝影聯盟;紐約的辦公室則由萬迪沃特的妻子麗塔•萬迪沃特(Rita Vandivert)掌管,麗塔同時成為馬格南第一任主席。馬格南的宗旨是:「觸摸時代脈搏(「feel the pulse」of the times)」。
馬格南的首批拍攝主題是:「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們(People Live Everywhere)」、「世界青年(Youth of the World)」、「世界婦女(Women of the World)」和「兒童一代(The Child Generation)」。馬格南認準用攝影去服務於人類,同時也締造了這一攝影理念。馬格南為這個時代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最廣泛視野的,和最大眾化的影像。

廣告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技術

卡迪爾-布勒松專門使用裝配著50mm標準鏡頭35mm小型相機,偶爾會用一兩下長焦鏡頭以拍風光。一般使用黑白高速膠片,例如柯達Plus-X和Tri-X。萊卡銳利的鏡頭,允許他在事件周圍不露聲色地捕獲記錄性圖片。攝影師不再受4X5新聞照相機,或笨拙的二又四分之一英寸的雙鏡頭反光照相機的約束,必須低下頭去按快門,或使用十分打擾人的閃光燈。亨利形容這些用小型相機的攝影師為:擁有「柔軟光滑的手,和鷹隼般的眼睛」。卡迪爾-布勒松絕不使用閃光燈拍照片。他認為這種行為「十分無禮」,就象「手裡拿著手槍進入音樂會場」。他相信用相機便可以截取畫面,拿給人看的幾乎全部照片都是全底畫面,而沒有經過任何裁剪,或使用其它暗房技巧。真的,他強調事實:用整個底片放大照片,照片周圍包著一圈濃黑的邊。
卡迪爾-布勒松只用黑白膠片。他曾經嘗試過幾次彩色膠片,但都不成功。他從來不自己製作照片,包括放大和印相。他說:「我對照相術的過程一點兒也不感興趣,一點兒也不,一點兒也不。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對我來說,拿著小型相機去拍照,就如同用萊卡畫速描。」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作品《決定性瞬間》

亨利1948年在印度拍攝甘地葬禮,和1949年在中國拍攝毛澤東的革命,為他贏得了國際新聞報道領域的承認。他拍攝了國民黨最後六個月的政局,和毛澤東政府最初六個月的情況。他還在北京拍攝了最後遺留的帝國太監,然後趕到印度尼西亞,去完成他的印尼從荷蘭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並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文獻記載。
1952年,他出版了他的著作:《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裡面刊出了他從東方到西方拍攝的126幅有代表性的作品,封面設計是野獸派繪畫大師亨利•馬蒂斯[26]。亨利為這書寫的4500個單詞的哲理性序言,宣告了「決定性瞬間」理念的誕生。他是用法語寫的,關鍵詞來自17世紀一位思想家和理論家卡蒂納爾•德•雷茨(Cardinal de Retz,1614-1679,法國傳教士):「沒有什麼事物沒有一個決定性的瞬間(Il n'y a rien dans ce monde qui n'ait un moment decisif)」。 亨利把這個理念運用到自己的攝影風格之中。他說:「對我來說,攝影是一種即時的確認:在1秒鐘之內,一件事物的重要意義,便隨著形象的精確組織,得到適當的表達(To me, photography is the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in a fraction of a second,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n event as well as of a precise organization of forms that give that event its proper expression)。」希臘出生,亨利十分崇拜的法國出版家特里亞德(Teriade),給這書起的法語書名是:「Images à la Sauvette(法語直譯:『倉促的影像』)」,可以解釋為:「奔跑中的拍攝或影像(Shooting or images on the run,本文作者標註的英語,下句同)」,或者「偷拍(stolen images)」。美國出版人,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迪克•西蒙(Dick Simon)則為這書命名:《The Decisive Moment(決定性瞬間)》。馬加德•肖爾(Margot Shore),馬格南巴黎總部的主管,把亨利的法文版序言翻譯成了英文。
「攝影不象繪畫,」亨利1947年對華盛頓郵報說:「當你拍照時,會出現一種稍縱即逝的啟發想象力的片段。你的雙眼必須能夠看到這種構成,或者生活自身賦與你的詞句。按快門時,你必須懂得依靠直覺,這就是攝影的創造性瞬間(There is a creative fraction of a second when you are taking a picture. Your eye must see a composition or an expression that life itself offers you, and you must know with intuition when to click the camera. That is the moment the photographer is creative)」。亨利說:「哎喲,瞬間!一旦你沒捉到它,它再也不會回來。」
亨利1955年在法國舉辦了自己的第一個展覽,地點在盧浮宮。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評價
亨利·卡蒂爾·布雷松亨利·卡蒂爾·布雷松
卡蒂爾-布雷松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及現代新聞攝影的創立人。認為是藝術世界最不張揚的人物之一。自從經歷了二戰在納粹集中營的生活之後,亨利變得很膽怯,十分厭惡在公眾場合展示自己。雖然他拍了許多人物肖像,但他自己的臉,在全世界範圍內卻極少有人能識。他反對人們在他的照片上加上藝術的標籤。他認為他的照片,只是對某個偶然發生的瞬間的直覺反應。他經常用黑膠帶把相機上容易引人注意的明亮之處包裹起來,以儘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完成自己的拍攝。在50餘年的攝影生涯中,他用照相機拍下了不同民族的喜怒哀樂和不同地域的民俗風情,以及上個世紀中一些最具象徵意義的時刻和人物:從西班牙內戰到二次大戰中的解放巴黎,再到後來的柏林牆倒塌。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成為第一個被允許進入蘇聯的西方攝影記者。他還曾在1948年和1958年先後兩次到中國,拍攝了大量作品,並出版了有關作品集。

卡蒂爾-布雷松善於用鏡頭捕捉生活中轉瞬即逝的畫面,作品不加剪裁,不作標題,力圖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觀性,把客觀存在的瞬間展現給人們。他的《決定性瞬間》作品集成為無數攝影愛好者的教科書,「決定性瞬間」攝影理念也為許多同行所接受和效仿。

廣告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