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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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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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研究。《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代學者對它作了許多輯集、考訂、註釋和評論工作,寫下大量論著。

《楚辭》研究 -《楚辭》研究

 

《楚辭》研究 -正文
  《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代學者對它作了許多輯集、考訂、註釋和評論工作,寫下大量論著。兩千年來,《楚辭》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時期。
  兩漢時期  兩漢是《楚辭》研究的開創時期。上承秦火之餘,重點在於搜輯、整理和著錄楚辭作品;註釋工作,剛剛打下基礎;對屈原的評價,意見頗有分歧。
  西漢前期,屈原作品已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劉安和司馬遷。劉安撰有《離騷傳》,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研究屈原作品並寫下專著的第一人。《離騷傳》已失傳,據《史記·屈原列傳》里殘存的片斷來看,其中有評文論史的總敘;據班固《離騷序》所援引的部分來看,其中又有釋義考典的註解,這些都為後世的屈原研究開闢了道路。至司馬遷撰《史記》,不僅親臨屈原自沉的汨羅江,憑弔遺迹,訪察行事,更研讀了《懷沙》、《漁父》、《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詩篇,寫出了第一篇記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寫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傳》。
  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後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註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後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師,班氏為史家,其內容當既有訓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只注《離騷》,「其餘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然也是如此。看來直到東漢中期,學術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面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註釋上,至於《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面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容包括訓詁、校勘、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評論屈原則謂「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魏晉至隋唐時期  這一時期,楚辭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而在研究方面卻處於低潮,專著寥寥無幾,但註釋、音讀、文論等個別論著,從質量上看,仍然有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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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研究《楚辭》研究

  繼王逸《楚辭章句》之後,晉代郭璞有《楚辭注》3 卷。郭氏乃訓詁學大家,曾注過《爾雅》、《方言》,又博極群書,廣搜異聞,注過《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他的《楚辭注》已佚,但從諸書所引或互見於郭氏其他書注中的部分看,其訓詁名物方面,足資參考處頗多,對王逸舊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賦》以為「任石」義同「懷沙」,《山海經·中山經》注以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與王逸注不同。另外,《隋書·經籍志》還著錄南朝劉宋何偃《楚辭刪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參解楚辭》7卷,今皆亡佚。
  這一時期開始出現楚聲研究的專著。據《隋書·經籍志》所載,晉代徐邈有《楚辭音》1卷。劉宋諸葛民有《楚辭音》1卷,孟奧有《楚辭音》1卷,隋代釋道騫有《楚辭音》1卷,闕名氏《楚辭音》1卷。音讀著述的繁多,反映了當時對《楚辭》諷誦吟詠的盛況。但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發現道騫的《楚辭音》殘卷。據《隋書·經籍志》稱,道騫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從殘卷考察,道騫音切多異,而用楚方音讀韻腳以取得叶韻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徵。
  關於屈原評價問題,梁代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具有極大的影響。他折中諸家,獨標己見,明確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在文學發展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在藝術上則達到了「驚彩絕艷,難與並能」的高度,有意糾正評論家「褒貶任聲,抑揚過實」的弊病。但劉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經義」為評價屈原作品的標準,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時期  這是《楚辭》研究的空前興盛時期,校勘、訓詁、韻讀、文論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訓詁,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為此後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校勘方面,自劉向的校讎,王逸的正誤之後,一個長時期內沒有出現過專著。宋代洪興祖始撰《楚辭考異》一書。此書所參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當時諸名家校本,盡行收錄,考其異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洪興祖所參校的,有蘇軾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歐陽修、孫覺、姚廷輝諸家本。尤其可貴的是,現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辭釋文》,在洪興祖《考異》中被引用70餘條,其中異文最多,足資考證。《楚辭考異》一書原為單行,後人將它分竄於洪氏的《楚辭補註》中,單行本已失傳。清末的劉師培,又於古本《楚辭》之外,參以諸書所引,撰《楚辭考異》17卷,為研究《楚辭》者所必讀。
  訓詁方面,洪興祖《楚辭補註》,是為了補王逸注的不足。實則既有補缺,也有糾誤。明訓詁,考名物,援引賅博,取證詳審,頗為學術界所推重。至於清代戴震《屈原賦注》,則以精審謹嚴見稱。又朱駿聲《離騷賦補註》,亦頗精於訓詁。但戴書以訓詁明大義見長,朱書則重訓詁並及語例,各有特點。至於清儒的零箋散札,也有很精當的。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餘編·楚辭》、俞樾的《俞樓雜纂·讀楚辭》等,在訓詁名物上發前人所未發。為《楚辭》研究提供了新的論據。此外,如馬其昶的《屈賦微》,對前人註解,採擷極廣,又能抒以己見,為清代研治《楚辭》的後勁。
  屈原作品有文內之意,又有言外之旨。歷代學者,在探索上曾下過不少工夫,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辭章句》,除訓詁名物外,微言大義,亦時有解說。洪興祖的《楚辭補註》,對訓詁名物補充較多,而微言大義方面,則發揮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辭集注》,對屈原作品不僅釋其詞,而且發其微。在這方面,他確實提出了不少創見,但也有不少迂曲附會之處。明人通釋大義之作頗多,卻往往陷於空疏。即使一些較有價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黃文煥《楚辭聽直》8卷,對屈賦作時作地多有考訂,頗有創見。但此書所述義理,也多以己意為轉移。明清之際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略於訓詁而詳於闡義,其成就與朱熹相近。
  音韻方面,由前一時期以便於吟詠為目的的音讀派,逐漸發展為這一時期科學的古韻學。本來道騫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韻,其態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濫無歸,如朱熹注《楚辭》,隨句改讀,「一字數葉」。明代陳第的《屈宋古音義》出,始主張「發明古音,以見叶音之說謬也」(《屈宋古音義·凡例》)。清代古韻學大盛,其中以江有誥的《楚辭韻讀》較精,他分屈宋韻部為21部,跟王念孫的《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的分部之說最相近。江氏的結論,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評論方面,向無專著,漢魏以來多以單編散簡出現,所以這一時期的輯錄之書漸多。首先是宋黃伯思的《翼騷》,上自《史記·屈原列傳》,下至宋代陳說之《序》,錄為1卷,其書已佚。明代歸有光的《玉虛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輯錄諸家評語為特色。蔣之翹的《七十二家評楚辭》,搜羅更廣。但其中明人多以評點時文的手法來評說,可取的較少。清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述及楚辭,雖篇幅不多,而語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為文論方面的佳作。
  史實考證,盛於清代,但對屈原生平的考證,多散見於專著之中。在這方面,清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很有代表性。書中首先據《屈原列傳》、《楚世家》,詳考事迹經歷;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點來探究放流涉足的遠近,並對屈辭的寫作時地有所論列。雖有附會之處,但翔實的居多。此外如鄒漢勛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陳瑒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五四」以後  「五四」以後,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楚辭》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歷史上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除了繼承清代樸學在考證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前進而外,更重要的收穫,是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屈原及其詩篇作出新的評價。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聞一多《楚辭校補》、《楚辭新義》,游國恩《楚辭概論》、《楚辭論文集》以及他所主編的《楚辭註疏長編》(已出《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余義》等。
  總之,兩千多年來,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楚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仍有不少的遺留問題,有待進一步去作鑽研。例如:由於年代久遠所造成的文字語言上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清除;當時流行於南楚的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真相還很模糊;作品寫作的時、地問題,還有爭論;某些篇章的真偽問題,認識還不統一,等等,而在楚辭的文學評價問題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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